——本文作者：Peter C. Gøtzsche（彼得·格切，精神焦虑医学博士） 2023.07.08 发表
图瓦·安德森(Tuva Andersson)于2019年在瑞典独自居住的病学公寓中自杀，时年37岁。杀死森她的图瓦母亲Karina Hjelm希望我讲述她的故事，希望它可以防止其他悲剧和不必要的安德死亡。她还需要一份专家报告，问题用于向检察官投诉严重的精神焦虑医疗事故。这个总结是病学基于我60页的报告。
图瓦患有焦虑症。杀死森这应该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图瓦相反，安德她面临着专业能力不足、问题严重的精神焦虑医疗疏忽、医疗事故、病学各种模糊的杀死森、不断变化的和不具体的诊断带来的耻辱，以及多种药物治疗，其中包括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强迫治疗，使她不可能退出治疗。
在图瓦生命的最后一年，她的精神科医生夺走了她离开精神病学并变得更好的希望。这是精神科医生对病人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它大大增加了自杀的风险。
如果精神科医生没有忽视她的观察、愿望和关键问题，图瓦很可能不会死。她非常想戒毒（戒除精神科药物），但图瓦并没有得到她反复要求的心理治疗，而这可能会挽救她的生命。
图瓦很有艺术细胞，会演奏音乐和绘画。这种人通常很敏感，图瓦有一些社交困难。
她比精神科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情，包括她的主要问题是焦虑，在紧张的情况下会恶化。其他的一切都源于此，如果能处理好，她就会没事。
她遇到的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对他们开的药知之甚少。2012年，丹尼德精神科的埃里克·奥尔森(Eric Olsson)开始让她每天服用5毫克奥氮平，他错误地称之为“小剂量”。图瓦没有精神病症状，但奥尔森认为她是边缘性精神病患者，有“神经精神问题”。
另一位精神病学家Andreas Irwinger（安德里亚斯·欧文格）强烈怀疑是神经精神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精神障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医学术语”，涵盖了包括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在内的广泛的医学状况。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包括：癫痫发作、注意力缺陷障碍、认知缺陷障碍、瘫痪、无法控制的愤怒、偏头痛、头痛、成瘾、饮食失调、抑郁、焦虑。
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诊断。人们不能强烈地怀疑那些定义如此模糊、包含如此多不同条件的东西。
同样明显的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可能是药物造成的，但图瓦的许多精神科医生中很少有人考虑到她的症状可能是由她服用的药物引起的。尽管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包括一种抗精神病药、一种抗抑郁药和两种镇静剂，图瓦还是在大学里学习了高水平的数学。
有几次，图瓦逐渐减少了一些药物的使用，比如苯二氮卓类药物，但她的精神科医生都没有警告过她有戒断症状，也没有给她提供逐渐减少的指导。他们连续多年给图瓦开苯并药物，每当图瓦出现与静坐不能症(一种可怕的药物引起的危害，会增加自杀、暴力和杀人的风险)相一致的症状时，这一点总是被精神科医生忽视。当图瓦说她的一些症状可能是药物戒断症状时，她的精神科医生也忽视了她。
2018年，图瓦在自杀未遂后被送进了胡迪克斯瓦尔（hudiksall）的精神病院。她在与他人见面时感到孤立和没有安全感，并且已经请了两年病假。她准备了一个套索，但很害怕，把自己的自杀计划告诉了母亲。她服用的药物之一是阿米替林（amitriptyline），一种三环抗抑郁药。过量服用三环类药物非常危险，图瓦最终用这种药物自杀。法医尸检表明，死因是阿米替林（amitriptyline）和佐匹克隆（ zopiclone）中毒。
根据她的病历记录：图娃用报纸点火试图逃离这个精神病院住院部。但她的母亲表示是图娃引起了火灾，而图娃否认了这一说法。病历记录与警方报告相矛盾，图娃从未被警方定罪。已经多次记录到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记录可能会严重误导，并且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经常撒谎。
图瓦被短暂监禁，医生没有对她的护理需要进行评估，她在监狱里被拒绝接受医疗检查，尽管警察说这是必要的。
接下来，图瓦被转到Säter的法医精神病学部门，这明显增加了她的自杀风险。转移是基于首席精神病学家达妮埃拉·施密特（Daniela Schmitt）的证词，她谴责图瓦，并夸大事实，以确保她被监禁，并接受长效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尽管她不是精神病患者。
施密特将图瓦描述为一个病重的人，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慢性和严重的抑郁症，伴有精神症状，一些情感问题，焦虑，不可靠和矛盾，缺乏冲动控制，有“神经精神问题”，需要全天候的精神病治疗。
施密特甚至不认识同一天入院的图瓦，但决定图瓦必须被转移到Säter的法医精神病学部门是施密特。这是一个极度变态的杀手和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关押的地方，有时是终身监禁。也正是这个地方，剥夺了图瓦（除精神病学之外）的任何美好未来的希望。
图瓦想停止使用阿米替林，因为阿米替林对她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导致她口干，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尽管首席精神科医生西蒙娜·诺弗奥斯基内（Simona Neverauskiene）指出，她的自杀风险很高，每个精神科医生都知道阿米替林是一种有效的自杀药物。
诺弗奥斯基内声称，图瓦无法判断她是否需要治疗，但这正是她作为医生能够判断的，与她的其他精神科医生相比，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转到Säter时要求的诊断检查没有进行。
当图瓦到达时，她没有接受神经抑制剂的治疗，也没有精神病症状。但是她立即开始接受帕立哌酮长效注射。首席精神科医生弗拉迪斯拉夫·鲁什金（Vladislav Rushkin）认为她可能具有反社会特征，表现为难以解释的反常行为，包括纵火，并且由于她对处方药物的不合作，必须接受帕立哌酮长效注射治疗。
图瓦现在命运已注定。她无法像病人通常在没人看的时候吐掉药片逃避，而长效针剂注射无法逃脱。图瓦明显对抗精神病药物感到恐惧，但鲁什金并不在意。
他写道，图瓦患有不明原因的急性精神病，而且她患有不明原因的分离性障碍和不明原因的人格障碍（其实，这些说话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图瓦入院时的样子很正常，第二天另一位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
鲁什金指出，图瓦不想继续留在诊所，并辩称图瓦在几天前产生了另一个观点，这是持续不稳定的明确迹象，如果图瓦不愿意自愿接受注射，她就将被强制注射药物。（我想要指出的是，精神科医生们也经常会发生改变他们自己观点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些精神科医生却不会遭受到强制注射？）
鲁什金似乎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准则，即在注射抗精神病药物之前有义务告知和激励病人，而且在一份尸检报告中，他对强制性精神科护理法律的缺乏也受到了批评。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图瓦计划自残以求死亡，但她的自杀风险仍被称为难以评估。
护士卡罗莱纳·西尔弗(Carolina Silfver)描述了帕利哌酮的严重危害，它使图瓦无法做她喜欢的事情，例如四处走动和弹钢琴，她的认知能力大大降低，但鲁什金并不在乎。十天后，他甚至认为抗精神病药对图瓦有帮助。这几乎是一种妄想。正如预期的那样，随机试验表明，抗精神病药会使人认知功能恶化。
鲁什金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他自己和他强迫图瓦接受的抗精神病药。当一名护士注意到图瓦受到肌肉僵硬之苦，而这可能是由阿米替林和帕利哌酮引起的，精神科医生没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做出反应，而是制定了另一种用于帕金森病的药物。
当鲁什金把图瓦转回胡迪克斯瓦尔（hudiksall）精神病院时，他给检方的信表明了他的无能。他提到了异常行为；应答延迟长；缺乏反应；图瓦将她周围的一切都视为游戏；她有精神病症状；她反对服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因此实际上是强迫治疗)；她仍然需要呆在封闭的病房里，因为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她需要全天候的精神治疗。有自杀的念头；对她的疾病缺乏了解；也无法对她接受的治疗表示知情同意。
对图瓦的疾病缺乏洞察力的人显然不是她，而是她的精神科医生。
当图瓦回到胡迪克斯瓦尔（hudiksall）的精神病院时，她饱受焦虑的折磨，每次注射后都会恶化。她的月经消失，乳头有乳状分泌物，因此改用阿立哌唑长效注射剂。
她现在是门诊病人。精神病学家梅林达·米克洛斯(Melinda Miklos)提到，图瓦之前的所有药物几乎都产生了可怕的副作用。这些药物包括一种抗癫痫药，尽管包装说明书警告说抗癫痫药会使自杀风险加倍。
当图瓦问她有哪些诊断时，米克洛斯告诉她，她没有确定的诊断，只有未指明的诊断。图瓦说，每次她去看新的精神科医生，她的诊断都会改变。
2019年2月，图瓦因自杀计划和准备上吊而受到严重关注，但她继续作为门诊病人，尽管她对一切都有黑暗的想法，也不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她多次要求心理治疗，但都被拒绝了。
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2017年对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认知行为疗法使像图瓦这样的自杀未遂后入院的患者再次自杀的风险降低了一半。一年前，一项更广泛的综述，包括对自残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图瓦的心理医生玛塞拉·戈拉普(Marcela Golap)了解她，并试图为她安排心理治疗。不幸的是，尽管图瓦提到，当她住在斯德哥尔摩时，她曾咨询过心理学家大约10次，以学习如何在逐渐减少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使用时处理焦虑和压力，但随着戈拉普停止在病房工作，她的良好愿望落空了。
图瓦说，如果她觉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改善，她就会自杀。最后，精神科医生梅琳达·米克洛斯(Melinda Miklos)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建议图瓦接受心理治疗。但是有一个等待名单。
在一次治疗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心理治疗非常重要，因为药物没有“足够”的效果。他们让图瓦的情况变得更糟，让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情况对她来说很危急，但该部门决定会在几个月内传唤她来进行心理治疗，而不顾图瓦迫切需要心理治疗。
图瓦的许多药物对她的伤害很大。她有认知功能减退、记忆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言语单调、难以保持注意力、难以计划开始和完成任务，而且她非常孤立。
图瓦的自杀计划始终如一，精神科医生一定知道这可能会以灾难告终。然而，他们并没有逐渐减少她的药物，尤其是她无法摆脱的长效抗精神病药。
在此期间，图瓦每周到医院就诊一次。她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可疑的精神病诊断已被撤销，但阿立哌唑的长效注射仍在继续。
医疗记录非常容易误导人。有些东西被称为心理治疗，但在第一次就诊时，没有任何关于具体的心理治疗或它是哪种形式的治疗的记录，事实上，如果有心理治疗的话。也不清楚图瓦拜访的彼得·海德曼(Peter Hedman)是精神病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当我问图瓦的母亲时，她告诉我彼得·海德曼两者都不是，这让我很吃惊。他是一名策展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记录了这些。
在“心理治疗”的标题下，海德曼写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笔记，并没有表明图瓦接受了任何治疗。在图瓦自杀后，图瓦的母亲抱怨医疗机构的失职，一个官方机构批评该部门在图瓦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当药物治疗发生变化时，让一名管理员照顾她，并考虑到她有自杀的风险。
海德曼完全不称职。他的笔记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将如何防止自杀。6月11日，他认为图瓦的自杀风险很低，但当天晚些时候，她因服用了过量的佐匹克隆并将一把椅子套在套索下而被急性入院。这一切她都不记得了。她给SOS发了一条短信，说她要自杀，当救护车到达时，她醒了过来。
图瓦告诉一名护士，她对自杀未遂感到失望。尽管她的自杀风险很高，但该部门并没有对她进行持续监控，所以她很容易在夜间自杀。
三天后，首席精神病学家西蒙娜·诺弗奥斯基内（Simona Neverauskiene）决定在周末彻底停止阿米替林的治疗。突然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会显著增加自杀的风险，这一点每个精神科医生都知道。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和药品说明书，阿米替林“应在几周内逐渐缓慢地停用”。
医疗记录自相矛盾。起初，阿米替林将在周五突然停止使用，但也注意到在6天内逐渐减少，但没有详细细节说明 。
6月20日，诺弗奥斯基内写道，图瓦见过“她的心理医生彼得”。诺弗奥斯基内甚至不知道海德曼不是心理学家。
不出所料，图瓦在突然减少阿米替林剂量后出现了戒断症状。
在每周的拜访中，没有人提供图瓦需要的帮助，海德曼仍然认为她的自杀风险很低。这是灾难性的。精神科医生应该立即停止这些会面，并安排一位心理学家为图瓦看病，视其为紧急情况。
两天后，诺弗奥斯基内会见了图瓦。她有很高的自杀风险，没有什么可以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包括诺弗奥斯基内在内的工作人员唯一关心的是，继续为图瓦开那些伤害她的药物的处方，尽管整个想法是防止她自杀。
同一天，图瓦出院回家。图瓦的父母没有被告知最近的自杀企图或增加的自杀风险。
首席精神病学家达妮埃拉·施密特(Daniela Schmitt)赞同这一决定，即“鼓励图瓦自己采取主动，并负责后续工作”。
精神科医生告诉图瓦要自己照顾自己，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最后的笔记中写道，她已经丧失了照顾自己的能力。考虑到她喝的是鸡尾酒（指医生开出的多种精神药物混合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他们怎么能同时把这个责任推给她呢？这看起来像是集体认知失调。
没有对图瓦是否能够照顾自己进行评估，即是否能够自己处理这些药物，也没有审查她从以前的处方中获得了哪些药物。来自该地区的首席医生玛瑞特·维尔卡拉（Maarit Wirkkala）在验尸报告中对此提出了批评。她还指出，图瓦在监狱和法医护理期间度过的时间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在图瓦于2018年9月首次抵达时，仔细的诊断评估、良好的护理和充分的治疗可能会避免随后的犯罪、逮捕和法医精神病学过程；并且如果来自亲属、患者和早期护理人员的信息被彻底地记录下来，随后的诊断和治疗可能会更充分、更有效。
施密特承认镇静剂会使人形成依赖习惯，但没有人制定逐渐减少服用的计划。
出院两天后，海德曼通过电话联系了图瓦，并写道:“病人将继续每周与下面签名的人进行一次心理治疗。”我很怀疑他给她提供的东西配不上这个名字。他有什么资格从事心理治疗，这需要相当长的教育？怎么可能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完全不写是什么类型的，涉及到什么，图瓦的反应如何，结果如何?
8月6日、12日和19日，图瓦与海德曼会面，他每次都认为图瓦的自杀风险很低。六天后，她自杀了。
图瓦的问题是焦虑。但她的诊断包括边缘性精神病、神经精神问题、神经精神障碍、慢性抑郁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多动症、混合焦虑和抑郁状态、未明确的抑郁发作、解离倾向、严重精神错乱和伴有精神病症状的严重慢性抑郁症。
斯蒂芬的评估是代表县议会的保险公司进行的。
他的报告很糟糕。图瓦的护理和治疗有缺陷；尽管自杀风险越来越大，但没有出台相应的干预措施；没有证据证明将图瓦转到法医部门是合理的，也没有进行密切协调；可观察到的症状没有以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所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很难知道图瓦接受了哪种护理，即是否根据普通法对所有患者进行护理，或者是否根据法律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护理；图瓦被该部门释放出去，并被鼓励自己采取主动并负责后续行动。
斯蒂芬得出结论，图瓦的死亡很可能是由于缺乏调查、治疗和其他类似干预造成的，她的自杀风险本可以“大大降低”。
图瓦的命运并不独特。
在丹麦，露易丝·克里斯滕森(Luise Christensen)在服用了非常大剂量的安定药后，在床上抽烟睡着了，这可能是医疗失误的结果。床着火了，一名工作人员很快将火扑灭。在法庭上，露易丝得到了强制治疗令，原则上，可能是终身监禁。荒缪的是，没有人去询问那些认识她的工作人员，以便了解她的药物情况；却任由一位根本就不认识她的主任医生来对她作出指证，导致她被判刑。
精神科医生甚至在多年后还用露易丝的判决来给她过度用药，认为她有多危险，一位非常无能和傲慢的精神科医生拒绝听露易丝和她母亲的话。在露易丝去世前两年，她对母亲说:“您可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是药物杀死了我。”
医疗记录严重误导——有时甚至是欺诈。几乎无一例外，每当露易丝或她的母亲抱怨药物的危害时，可疑药物的剂量就会增加，在一些情况下，病人的病历上写的东西显然是错误的，但使工作人员的行为看起来更好。有几次，与当局不便的通信“消失了”。
只有一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听了露易丝的话，理解她，在出院会议上决定，她应该尽可能少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然而，出席会议的那位傲慢的精神病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露易丝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她问妈妈:“妈妈，您认为天堂会更好吗?”
在她32岁去世的六个月前，露易丝最好的朋友（在医院里住在她隔壁的房间里），突然倒在地板上，几分钟后就死了。露易丝完全崩溃了，她对母亲说:“下一个就是我了。”
露易丝服用了过量的抗精神病药。这被称为“自然死亡”，露易丝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死因不明”。当露易丝的母亲抱怨时，她被告知露易丝接受了“最高标准的专家治疗”。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中的“杀人许可证”在精神病学中有着反常的含义——这被认为是“专业治疗的最高标准”，在用最终杀死他们的药物折磨他们多年后，杀死他们。这些被杀死的人们恳求折磨他们的人不要使用这些药物。
露易丝的母亲为此写了一本令人心碎的书，并成立了“精神病学中的死亡”组织，该组织的成员都经历过家庭成员被精神病学杀死的经历。每年露易丝忌日他们都会在医院外示威。
图瓦和露易斯的故事具有象征意义。它们说明了所谓的生物精神医学为何失败，并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卫生护理方式，不沉迷于神经递质和非科学的诊断，避免使用有害药物治疗，而是注重心理疗法、其他心理社会干预、共情、理解、尊重、非强制手段，并在所有情况下进行充分知情同意。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于对他们不起作用的精神药物。露易丝对母亲的最后一个请求是:“妈妈，你能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吗？”
2020年2月5日，瑞典当地报纸《Hudiksvall Tidning》的一篇社论指出:“这个家庭的个人灾难涉及到护理链中的许多错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读到图瓦的故事，人们会想，这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做出错误的决定，但并非所有时间都是如此不断的错误。”
这就是我们在精神病学中看到的。一直都是。
Peter C. Gøtzsche（彼得·格切）医学博士，在五大普通医学期刊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他的科学著作被引用超过150，000次。他出版了几本与精神病学相关的书籍，包括《致命精神病学和有组织的否认》、《心理健康生存工具包和戒断精神科药物》和《批判精神病学教科书》。他目前正在为他的科学自由研究所众筹，目的是保持科学的诚实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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